5月4日，对几乎所有美国车企来说，是个尴尬的日子。

在3月份停产的时候，它们中的大多数给出4月底或者5月4日复工的“预测”。站在28天之前，它们设置的5月4日复工节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复工准备的一周时间，没准儿还包括某些“裕度”。
计划5月4日复工的企业包括通用、FCA、大众北美、特斯拉加州工厂和丰田肯塔基工厂。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一天定为“工厂返工日”。
美企复工听谁的
在5月4日来临之前，人们就已倾向于“返工日”泡汤。截至5月5日早晨，美国疫情确认人数超过120万人，且尚无减缓迹象。丰田肯塔基工厂的工人吐槽称“DMV（车辆管理局）都没开门呢”。

通用也“修正”了复工时间表，改为计划5月18日恢复部分美国本土工厂的生产。
和通用延后计划相比，福特没有给出明确的复工时间。福特首席人力资源官CHRO克尔斯滕·罗宾逊表示，12.4万名白领，作为最后一批重返岗位的员工，预计“6月底到7月初逐步返回办公室”。鉴于目前形势，她拒绝给出复工时间。
严格说，通用和福特的整车生产设施虽然自3月以来一直关闭，但它们都加入了生产呼吸机和防护面罩的生产。通用高层表示，公司生产呼吸机没有任何利润，但该项目为公司积累了宝贵经验，有助于接下来更安全地复工。
眼下的事实是，没有UAW（北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首肯，复工不会有什么时间表。4月下旬，UAW就警告称：“5月初重开汽车生产，为时过早且风险太大，这对工人的身体健康构成风险。”
现在，北美车企们仿佛都刚刚认识到UAW的否决权力。通用、福特、FCA都在和UAW就重启条件展开协商。

UAW在一份声明中称：“恢复工作日期应该由传染曲线的科学来决定，而不是经济因素。如果我们做错了，所有人都将面临长期的经济困难。”让科学来做决定，貌似没毛病，但在资方看来，不过是提高要价的委婉说法。
工会领导人声称，最终协议的前提有两个：工人不损失工资，以及具备自我隔离能力。前者很容易理解，后者则意味着工序和流水线要做调整。
FCA试图在临近工位中间焊接硬隔断，或者采用安装树脂玻璃的方式来取悦工会。
而福特董事长比尔·福特则另辟蹊径，他命令研发部门开发了一款蓝牙手表，当两个佩戴这样手表的员工距离在6英尺距离之内，手表将示警，而且能记录佩戴者的接触史。显然，在得不到类似中国运营商“绿码”技术的支持下，蓝牙手表不失为小范围解决办法。

特斯拉没有UAW这样的“太上皇”，但马斯克对加州弗里蒙特工厂无法复工深表不满。他称加州的居家隔离令是彻头彻尾的“违宪”。弗里蒙特工厂所在阿拉米达县，刚刚把停工令延长到5月底，这导致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议上飚了脏话。
值得指出的是，各州对于“隔离”的要求多种多样。加州要求非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厂停工，不强制要求人们一直呆在家里。而密歇根州和得克萨斯州则颁布了严格得多的隔离令。疫情严重的纽约，则派遣大批警察驱赶在草地上休闲的市民。州政府的举动引发了连续不断的抗议活动。白宫虽然摇摆不定，但大体上和这些抗议者站在一起，间断性地唱“复工”调子。
关于复工的标准，已经使美国国内的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劳资双方陷入分歧。
2008年魔咒会重演吗
研究机构AutoAnalysis测算，北美工厂每关闭一周，经济损失达75亿美元。在特斯拉披露第一季度盈利的第二天，福特宣布同期亏损20亿美元，而且Q2将因为同样原因再亏损50亿美元。通用也采取了暂停股票回购、停止派息等影响资产负债表的计划。
但是，迄今为止北美车企都在咬牙顶住，没有向政府申请援助。

现在问题比3月份更严重，北美汽车市场可能在Q2下降50%，而汽车企业通常是以销定产的。由于库存的存在，生产比销售应滞后1-2个月，而激活（如果无须重建的话）供应链，需要4-6周。整车复产显然是结果而非先决条件，它建立在社会秩序恢复、市场恢复活力、供应商们不再困于同样问题的基础上。
美国车企的艰难处境，意味着它们正在为联邦政府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和连续错过决策窗口而埋单。这种日子如果持续到6月底，2008年加诸北美车企的魔咒，可能又将上演。这一次，就不是释放流动性能解决的了。
欧企复工，电动是首选
相比美国，西欧可能已经挺过了新冠病毒传播最严重的时期。4月底，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说：“我们已经看到，西欧疫情稳定或呈下降趋势。”
目前，德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在下降，德国汽车工厂率先重启。事实上，它们从未彻底关闭过。德企大多维持了起码的物流运转，整车厂则忙于囤积零配件。从“停工”的那一天起，德国人就在为复工做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得很精明。

大众则表示，率先恢复产能的10%-15%。它们选择先恢复茨维考工厂的ID.3电动汽车生产。倒不是因为大众有电动情结，而是因为和燃油车比起来，电动车所需的零配件种类少70%、一线装配工人少75%，物流和后勤保障的压力也因此减少了。
大众负责电动汽车的高管吴博锐（Thomas Ulbrich）称，大众希望这款售价2.4万欧元的电动车，带领集团实现重新扩张，就像高尔夫曾做到的那样。
疫情曾经最严重的意大利，也在放开管制。4月27日，FCA把750名工人召回南部的工厂，比意大利官方规定的5月4日更早。

在瑞典，沃尔沃已经于4月20日重启了哥德堡工厂生产，但恢复到什么程度，尚不得而知。
标致-雪铁龙公司在3月关闭了所有欧洲工厂，但复工日期一直未定下来。有消息称，其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工厂已经复产。
和大众的选择类似，FCA也率先恢复电动车生产。工厂为Jeep指南者、自由侠的PHEV版下线做好准备。复工已经启动，在5月3日，就已达到70%的预定产能。

戴姆勒也声称实现了小规模复产。但各大德国车企的高管都认为，单个国家复工没有意义。因为它们的供应链深入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斯洛伐克等国家。
在特殊时期，戴姆勒和大众都倾向于管控供应链。此前普遍的看法认为，整车厂只要求Tier1供应商对其负责就可以了，现在它们必须关注Tier2供应商的生产情况。
在供应链上，电动车固有的优势再次显现。供应链更短，供应商更少，零部件集成度更高，整车厂管控更容易。在相同的境遇下，管理机制不尽相同的欧洲车企，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在自然界，在相同环境下，不同生物进化出相似的功能，这叫进化趋同。电动车，就是汽车界的“进化趋同”。至少在特殊时期，这一趋势被明显加强。
规模效应反转
还有一个明显现象是，豪华车生产商都表现得很淡定。宾利、法拉利、兰博基尼、布加迪、保时捷，都没有公布新的复工日期。它们也都表示，对市场需求减少做好了财务准备，不会遣散工人，也不会减少员工工资。例外的是捷豹路虎和阿斯顿·马丁，它们在英国的工厂已于4月底复产。

这些相对小众的品牌，选择也大致趋同，这很有意思。这反映了，规模更像双刃剑。通常，规模是抵御风险的正面因素；而在特殊时期，规模较小的车企，对市场冻结的耐受力更强。这来源于后者的单车利润更高、雇员较少、不大依赖广泛意义上的市场激活。
疫情第一次让欧洲车企硕大无朋的规模成了催命符。疫情尚未结束的时候，它们必须冒着风险复工，是否会有点羡慕豪华车生产商？
当前，欧美车企的重启百态丛生。无论如何，它们必须指望自身和供应商所在区域稳定。疫情虽然趋缓，但它对汽车生产要素，形成了愈来愈有力的重塑作用。疫情后时代，在欧美汽车业的身上，重塑的结果将一一显露。我们将会观察到更激进的电动化投资，车企们可能不再执着于规模扩张，而是更倾向于亲自管控一整条供应链。